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冯恋阁实习生赵灿畅广州报道
　　8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南财合规科技研究院等共同承办的“全球治理话语竞赛下人工智能立法的中国方案”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研讨会上，新浪集团法务部总经理谷海燕就人工智能监管的全球立法的态势、我国人工智能监管现状分享了观察和观点，并从产业角度出发给出合规建议。
　　“在人工智能领域，各国竞争不仅着眼技术优势的竞争，同时也关注监管技术的颗粒度。”谷海燕指出。
　　欧盟本土虽然缺乏突出的人工智能企业，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伴生风险逐渐被世界注意，欧盟依循其在数据监管方面一贯严格的治理思路，其提出了较多针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举措。
　　与欧盟相反，美国对AIGC的定义较为宽泛。在可参考的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裁判大部分时候秉持法律和行业共同发展的理念，为法律适用留出调试空间。
　　在技术与治理的双重竞争下，我国节奏如何？
　　“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其实走在世界前列。”谷海燕指出，自2017年国务院颁布了人工智能“三步走”战略至今，我国的人工智能监管已经形成了“算法治理——深度合成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清晰迭代路径，也已经形成了立法框架。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踏上新台阶，2022年至今，政府接连出台多项技术措施，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地方政府层面，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已经吸收相关学者、成立相关课题组，在科技城市建设、科技行政治理、行政数据治理布局方面取得先进成果。比如北京市在今年5月印发《北京市促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21条保障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具体措施。
　　不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监管也面临着一些难点。谷海燕认为，法律规制的制定需要考虑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况，而目前我国在诸多关键领域缺乏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关键设备、高端芯片等方面与人工智能强势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缺乏规模效应，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到法律监管发展成熟。”她直言。
　　“企业站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最一线，需要直面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谷海燕从企业角度提出了多项人工智能治理的发展建议。
　　在她看来，整体监管上，企业期待更有区分度和颗粒度的监管措施。比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中，根据设置不同的风险等级、区分规制路径并设置法律的义务。这类措施能够更好平衡企业社会责任和能量释放，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此外，应当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伦理立法建设。“隐私侵权、算法偏见、责任归属、技术滥用等问题，在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可以使用伦理这一人类社会普适规则治理。”她指出。在具体推动落实层面，谷海燕认为，一方面，应当在自动驾驶、智能医疗等高风险领域建立审查制度和体系，加强跨学科多领域的协同创新，先行开展标准研究和进行适度监管；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创新的示范区，围绕科技向善，在助残公益、适老化改造等非盈利领域先行先试，在一定范围内验证伦理规范等治理手段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为设定准入门槛、大范围普及市场应用提供实践素材。试验区的实践经验还可进一步帮助修缮和完善标准，促进其迭代升级。
　　在数据合规方面，虽然市场上已有很多大模型，但目前并没有权威的中文测试集合，企业的大模型测试成本很高。出台统一的合规标准、测试规则或榜单，可以节约用户精力，也可以降低企业成本。
　　针对人工智能合规，她认为既要充分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也要注重行业自律，促进形成企业内部在特定场域下的行业伦理，推动伦理规则顶层设计具体落地。可以通过建立高风险领域审查制度和体系、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创新的示范区，促进产业伦理的贯彻落实和内化。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